儒生“三境”与学儒“三态”【安徽•吴福雷】

“俗儒”徒有儒之形，却无儒之实，心口不一，言行各异，高喊儒道，却只是淆乱视听，只会杂取各种缪说，不知统一制度，只会繁文缛节，而不知宏扬礼义。其穿衣戴帽，言谈举止都同俗人无异，却不以为耻。称举先王，不过是为了混点饭食，洋洋得意。攀附权贵，和便辟之徒交好，对上司极尽谄媚之致，就像一个奴才一样，不敢有丝毫自己的想法。

雅儒呢？自然要比俗儒要高许多--“法后王，一制度，隆礼义而杀诗书；其言行已有大法矣，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，闻见之所未至，则知不能类也；知之曰知之，不知曰不知，内不自以诬，外不自以欺，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。”

雅儒能够帮助管理者统一各种规章制度，突显礼义却不陷于繁文缛节。他的言行都合乎大的礼法。但他还不能做到触类旁通，灵活地应用儒学之道，解决实际问题，特别是书本上未提及，自己又未经历的问题。不过，他能做到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对内不自欺，对外不欺人，敬畏圣贤礼法，不敢有一点怠慢。这样的人，虽不能济世经邦，建宏图伟业，却也是值得敬重的！

         荀子所说的“大儒”则是儒之最高境界——“法先王，统礼义，一制度；以浅持博，以古持今，以一持万；苟仁义之类也，虽在鸟兽之中，若别白黑；倚物怪变，所未尝闻也，所未尝见也，卒然起一方，则举统类而应之，无所儗作；张法而度之，则晻然若合符节。”

        经荀子一番阐述，俗儒、雅儒和大儒之间的差异可以说是泾渭分明。当然，还有比俗儒更糟糕的一类人，那就是“俗人”，所以未入儒之列。若“人主”以这不同的人辅佐，其结果也有天壤之别。“故人主用俗人，则万乘之国亡；用俗儒，则万乘之国存；用雅儒，则千乘之国安；用大儒，则百里之地，久而后三年，天下为一，诸侯为臣；用万乘之国，则举错而定，一朝而伯。”作为以儒道传承为担当的我们，处于何种境界，入列何类人群，对于自我之提升，儒道之传承是至关重要的先在的问题。如果我们有志于儒学文化的弘扬，就应将自己的言行与儒者这三种境界相对照。首先力争做一个雅儒，然后再努力做一个大儒，至少不能做虚有其表，华而不实的俗儒。若不幸落入“俗儒”之窠臼，那不如不学儒学，不弘儒道。那样，扭曲的是人性，玷污的是儒学，其祸将殃及个体，亦殃及文化生态和社会发展。唯此，我们就当努力进入如下“三态”：

        一是以真诚的姿态研习。儒学博大精深，源远流长，其形制之宽广，内涵之丰厚，都让人叹为观止。作为一个研习者，自当带着一份景仰和敬畏，走入儒学。“所谓诚其意，勿自欺也。”只有发自肺腑地认同，才有可能拥有攻坚克难的力量，含英咀华的志趣，在经典的品读中，获得思想的丰富和境界的提升。如此，我们才能心无旁骛地沉浸于《大学》之中，口诵心惟，念念不忘；我们才能在《论语》的精言妙语中驻足思索；我们才能读到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”时情动于衷，欣而忘食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一份诚心，方能洞开儒学之大门，让我们欣赏到思想的无穷博大，文化的无限绚烂。唯有真诚，我们才能在与孔子、孟子、朱熹、程颢、王阳明等大家相遇时，内心澄明，神思飞扬，人格超拔。没有诚，学儒道自然形影自愧，推儒学自然面目可憎。心诚时，艰深之文字亦其乐无穷；意真时，反复之背诵亦醇美甘甜。这样，不仅其结果是美好的，其过程，其本身也变得美好起来。唯此，才能在儒学学习，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道路上渐行渐高，越走越远。这样，我们就至少能成为一名“雅儒”，既有坚定的信念和操守，“其言行已有大法矣”，又能做到实事求是，“知之曰知之，不知曰不知，内不自以诬，外不自以欺，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”。

       二是以灵动的状态推行。学习儒学不能虚化，不能僵化，更不能泥古不化。对于儒家思想既不能全盘否定，亦不能一味膜拜，悉数拿来，而不加选择。“三纲五常”之道，男尊女卑之学，均须批判地接受。即使对有益之道，之学，亦要灵活机动地运用。有子曰：“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！”在有子看来，孝弟即为仁之本。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便是做到了仁。如此，就可齐家，治国，平天下。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但在现今社会，我们还应该有更宽广的视野，不仅关注到“孝弟”，关注到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，更要关注到整个社会，整个国家的和谐与发展。儒家最终的理想是“平天下”，是创造一个人人相亲，处处和睦的大同世界。如果我们的眼光只盯在家庭这个小空间里，就很难实现这一理想。再者，家庭的和睦，无论古今并不是社会发展的首要矛盾，从某种角度来说，基于血脉亲情的个体之间的关系总体来说是和谐的。如何将“孝弟”上升到对生命的尊重，以至对自我的体恤，并且“推己及人”，做到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，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”呢？那就要将仁扩展到整个社会，从一个个体延伸到普适的人性了。对于“孝”的理解和运用也要灵活。我们要的不是愚孝，假孝，刻板的孝。子曰：“事父母，几谏，见志不从，又敬不违，劳而不怨。”对父母做的不对的地方也要明确地指出来，但如果父母仍是不接纳，也不心生怨恨。这不就是灵活地尽“孝”吗？孔子说：“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；不敬，何以别乎？”只是给一点钱财就是尽孝了吗？如果不敬，和犬马有什么区别呢？孔子说：“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”孝有时很简单，记住父母的年龄，既以父母仍健在而欣喜，又因父母年事已高，去日无多而忧惧。子曰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”孔子强调尽可能在父母面前尽孝，但又不是机械的规定，如果有了事业发展的方向，也是可以离开的，但要做到“游必有方”。要让父母知道你的去处，要时时告知父母自己的近况，经常通讯，让父母放心。虽说“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”但推行儒道并不是让践行者都过清苦的日子，都像苦行僧一样生活。“惊奇喜异者，无远大之识；苦节独行者，非恒久之操”。建功立业、获得财富与施行仁德，践行儒道并不矛盾。对于利益，当承之以德，取之有道，得之当喜，失之不忧。“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,天下归仁焉。”克制自己的欲望，约束自己的行为，遵礼而行，是“仁”的重要前提和基本路径。但这容易被人理解成对人个性的扼杀。再加上对朱熹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观点的误读，就使得“克己复礼”走向了异端，从而导致对其的深度曲解。克制当克制的欲望，发展当发展的个性，在这两者之间，自然是需要“灵动”的智慧的。只有结合现实生活中的问题，并且变通灵活地运用儒学，我们才能像“大儒”那样，“以浅持博，以古持今，以一持万”，最终成为真正的儒学践行者。

三是以平和的心态完善。在推行儒学的过程中，必然会遭遇很多现实的问题。尽管我们心怀宏扬儒学、济世经邦之理想，以仁为坚守，以礼为路径，以修德为要务，以扬善为秉承，但现实有时却以它的“骨感”让我们举步维艰。社会分化日益多元，功利性取向不断蔓延，科技的发展引发欲望的膨胀，都使得以仁德为根基的儒学面临严峻的挑战。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。面对这样的情势，我们自不可因此就放弃应有的坚守，立身处世的原则，亦不可在冲突中执意向前，闹个鱼死网破，两败俱伤。我们应有的心态当是尽力而为，但也要顺其自然。“家人有过，不宜暴怒，不宜轻弃。此事难言，借他事隐讽之；今日不语，俟来日再警之。如春风解冻，如和气消冰，才是家庭的型范。”对家人如此，对社会众生亦当如此。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，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、国家的发展都是渐进的。希望一蹴而就，立竿见影就将儒学之精神传播到所有的角落，期待一次传承，一个善举就发挥其鲜明的促进作用都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无知，对人性多样化的漠视。尽力而为，坚持不懈，但也不急不躁，顺其自然就是一种“平和”的心态。这样的心态应该贯穿儒学文化研习与传承的始终。有了平和的心态，即使我们面对不佳的生活，也不会动摇我们践行儒学的信念。社会发展的主流是求真的，向善的，崇美的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是：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、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。再看看儒家所提倡的是什么--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”“诚者，天之道也；诚之者，人之道也。”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，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“君子敬而无失，与人恭而有礼，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。”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“政者，正也，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”可见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正是儒家千百年来所追求的。在举国上下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背景下，儒学传承有了更多可为的空间，实现的可能。因此，当我们面对与儒学精神相悖的思想或现象时，不必骄躁，亦不必彷徨。道路是曲折的，但未来一定是美好的，理想也一定能实现的。平和的心态，让我们的信念更加坚定，力量更加充沛。拥有这样的心态，我们才能进退自如，收放有致，处乱而不惊，居困而不忧。我们因此也有了对儒道更加理性、全面和圆融的理解，有了对现实更加深刻、准确和客观的判断。如此，我们就能将儒学和日新月异的现实世界无缝对接，就能基于当今世界的新常态和人性的新特质运用儒学。那才是活的儒学，现代的儒学，“经世致用”的儒学。这样的心态还有一个功用，那就是长此以往，我们对现象与问题的敏感和直觉就会不断地翻越到一个新的高度。那就是大儒所抵达的高度—“苟仁义之类也，虽在鸟兽之中，若别白黑；倚物怪变，所未尝闻也，所未尝见也，卒然起一方，则举统类而应之，无所儗作；张法而度之，则晻然若合符节。”这样的境界，这样的状态，非大儒所不能至也。